第四，利出一孔。所谓利出一孔，就是获得利益的途径只有一条，这是一种化的概括。在商鞅变法的实践中，秦人获得利益的途径实际共有三条：一是农耕；二是战斗；三是告，也就是告发犯罪行为。
在商鞅那个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农民最辛苦。即使有了前述的鼓励措施，出于回避辛苦的本能，人们仍是会尽可能的回避耕作的。解决的办法，除了下面要说到的重罚以外，就是堵死人民获得利益的其他途径——在当时主要是指手工业和商业。在古代，农耕民族往往有重农抑商的倾向，中国便是一个典型，而开创这一传统的就是秦国。不过在秦国，商品经济始终是存在的，并没有萧条下去，只是在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构成中不占主要地位而已。
鼓励人们英勇战斗，是一个更加重要且困难的任务。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回避危险的本能，本就使战斗成为人人畏惧的可怕事。为此，商鞅的解决办法是使军功成为获得富贵最快、利益最显著的途径。以至于跟建立军功相比，其他获得富贵的途径就显得很不吸引人了。为了鼓励作战而创立的“首功”制，也就是以割下的人头多少确定军功大小的制度，成为后人最为熟悉，最常提及的的秦国法律，可见这种奖励给人的印象之深。除了厚赏，就像遏制跟农耕相对立的工商一样，对于跟武人相对立的文士，也要进行遏制。在商鞅这样的法家看来，那些坐在舒适温暖的屋子里摇摇笔杆子就可以得到君王垂青，衣食无忧且高官厚禄的思想家和家，实在是百无一用，甚至是国家的蛀虫。因此商鞅主张凡是散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论，不利于耕战大局的人——他的意思是除了法家之外的其他学派，以及其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道德高尚、精通礼乐、风度翩翩、喜欢交朋友的人，等等——都不应使其得到富贵。不仅不能得到富贵，而且还要剥夺他们的发言权。从秦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著名的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人才严重依赖“进口”的况看，这个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执行的。对于“告”的规定是“与斩敌首同赏”，这样的奖赏也非常人，对于遏制犯罪，鼓励告密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毕竟使人感觉很不舒服，而且在秦统一后，很快沦为一种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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