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慕德（haro11Ba1me）说，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突破，其一是对“准确真实性”（exacttruth）的寻求；其二是“托管制度”（trusteeship），即病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托管给医生、护士和医院（转引自杨念群，第62－62页）。我的理解，追求“准确真实性”恰恰是为了满足不断验证假说的要求。“托管制”呢？除了人道责任和降低交易费用的含义，最重要的是把病人的身体转为医学科学的客观对象（sub－ject），而不再是以病人为中心、尤其不再以病人对自己病情的想象为中心。因为这两点突破，西医的科学水准就把中医越拉越远了。
绝不是中国人不聪明，绝不是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没有经验基础，也绝不是中医缺少天才的理论和假说。个人之见，决定性的差别是中国没有提供不断验证、推翻、更新医学假说的社会条件。试想，到2o世纪8o年代还是“1o亿人口、8亿农民”，哪里容得下程度很高的积聚和分工？经济条件的限制，决定了追求“准确的真实性”实在是非常奢侈的需求。
在少数人口积聚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城市，倒是有条件实现更高水准的知识分工。但是很可惜，传统中国的大城市以帝王和官僚为中心。即使在中医分工水平最高的太医院，皇帝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龙体托付给他的宫廷御医。相反，皇上总是中心和主宰。“伴君如伴虎”的历代御医，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还来不及，哪里谈得到把皇帝老子的身体当作sub－ject，从容循着“观察－问题－假说－验证”的科学路线行动呢？说到底，天下所有含糊不清的“理论”，惟一的“好处”就是讲不清楚对与错——那实在是逃避责任的最佳护符。
这是我对中西医近代分叉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事情根本与“中”、“西”无关。凡同样的结构，都有差不多的结果。18世纪以前的西欧、19世纪以前的美国、2o世纪的中国和绝大多数展中国家，不论什么医，都要面对科学革命的挑战。反之，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任何激烈的批判和废除传统的主张，也做不到把“不科学的”、但为广大人口所“养得起”的传统医学医术，完全逐出医疗服务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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