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支军队没有自已的指导思想，连自已的作战任务也不清楚，是用于抗日还是降日反共都只在政客股掌间的玩弄，则在最初全民支持抗战的高潮过后，凝聚力便可想而知了。
黄历随后又与区忠和余成志谈了相关问题，余成志很犹豫，他既不想回去打内战，又不想去山东，而想在这片地方自由展，眼看着形势不错，他很舍不得离开这里，而区忠则了通牢骚。
“中共纯粹是在国府和日本的战争中唾手而得渔翁之利，结果是国府失地愈多该党展愈。”区忠的语气中存在着很大的不满，“1937年8月，八路军不过三万余众，抗战三年，竟已展到了五十万之众，据此观察，对合作抗日，彼方绝无诚意，不过藉此公开扩张其势力而已。”
黄历沉默着没有说话，多年的“剿”共战争和反共宣传早已在众多国民党人内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暂时放弃了“剿共”方针，国民党也丝毫没有放弃根本取消gcd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gcd对国民党也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必欲独立自主，甚至力图最终取代国民党的实力领导地位，国共两党在随后的抗战期间生严重的摩擦与冲突，可想而知是难以避免的。
当然，国民党对于中共扩充实力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八路军由陕北一隅之地，以游击方式进至河北、绥远，随后更进入山东敌后农村，创建根据地，这时已开始准备着手向华中敌后地区展。
由于它完全针对敌后空虚的情况自由行动，不受战区约束，不受进入省份原省府的管辖，自行组建诸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晋察冀边区政府等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方政权，动民众，建立民众武装，其在华北敌后迅取代了国民党的地位，已经成为除了日本占领军以外最具影响的力量。
区忠见黄历没有说话，继续说道：“八路军不贯彻中央军令，游而不击，蛊惑民众。如果他们有诚心，就应该学桂系的样子，把军队交给中央，把延安的军校变为中央分校，使军政及教育、人事与中央统一，中共重要的领导人应离开军队到中央来服务。可现在呢算了，不说了，说了也没用。在华北，这是gcd占据军事优势的地区，推行防共限共政策的结果，就是自己吃亏了。张荫梧是个蠢才，看不出这点，先蹦达起来了，对此我倒是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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