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写道：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1635年至164o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衰落。与此同时，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
三吴一向为出口贸易区的中心地带，亦为国赋之重点，此刻已因外贸受阻及灾荒频仍而无暇自顾，因白银流入而获得的利益亦大打折扣。宋明以来，国家财赋“取诸东南，用之西北”的传统做法也受到挑战，盖“东墙”既已穷绌，何以补缀“西墙”？所以，崇祯困坐深宫，成天为饷银愁。虽然白银进口的骤然减少，使明朝的经济重地遭受重大打击，而且使明朝的财政进一步恶化。但白银进口的骤减只是明朝经济崩溃的导火索而已，并不能使明朝这一偌大的帝国崩溃。毕竟推翻明朝的农民起义是在帝国的西北而不是东南爆。那么，西北的农民起义爆与白银有何关系呢？
农民起义爆的原因很多，如天灾、官逼民反、生态环境等，但人们往往忽视了白银对西北的严重伤害。明朝时，白银的主体从南方流入京师，从京师流入东北边防，又从东北回流南方。作为传统的粟麦作物区，西北缺乏原棉和生丝，而中国正是用丝绸和瓷器去换国外的白银。这样，处于市场边缘的西北、山东半岛等地成了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蛮荒地带。“一条鞭”法实施后，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使农民陷入了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即使车收之年也难免凶厄，“为纳粮不得不以谷易银”。“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今来关中，自鄂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顾炎武亭林文集》)丰年都得鬻妻卖子，稍遇灾荒便难以活命，如此，明末农民起义爆在西北就绝非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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