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器亦有自名为铎者，文曰“传乍宝铎，其万年永宝用”，以铭辞字体观之，固是周器，而铭则倒刻。所谓周因于殷，有所损益也。周人之钟，亦即殷铎之倒耳。周人因殷铎而大之，大则不能举，于是昔之柄者，今乃成为甬，昔之仰持者，今乃成为倒悬矣。钟既倒悬，因有长甬突出，故不能不于甬之中央近舞处，设为斡旋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山龙当即夔龙，华虫当即夔凤（古者鸟亦称虫），盖星辰之象也。象纹亦见《吕氏春秋》，言“周鼎著象（即犀象之象）为其理之通也”（《审分览·慎势》）。然彝器上之象纹，率经幻想化而非写实。故此时期之器物，美言之，可云古味盎然，恶言之，则未脱野蛮畛域。试观台湾高山族或澳洲土人之土木器，可以恍悟。旧时有谓钟鼎为祟而毁器之事，盖即缘于此等形象之可骇怪而致。
开放期之器物，鼎鬲簠簋多有之，“方彝”绝迹。有器名“须”（下或从皿）者出。酒器则卤爵斝觚之类绝迹，有壶出而代之。盘匜初见。钟镈之类渐多。形制率较前期简便。有纹缋者，刻镂渐浮浅，多粗花。前期盛极一时之雷纹，几至绝迹。饕餮失其权威，多缩小而降低于附庸部位，如鼎簋等之足。夔龙、夔凤等，化为变相夔纹，盘夔纹，变相盘夔纹，而有穷曲纹起而为本期纹缋之领袖。《吕氏春秋》云：“周鼎有穷曲状甚长，上下皆曲”（《离俗览·适威》）。揆其纹意，盖仿于鬼柳或榉柳之木理。古器多以木为之，《庄子》云：“百年之木，破为牺樽”（《外篇·天地》），《孟子》云：“以杞柳为桮棬”（《告子上》），《考工记》“梓人为饮器”，皆其证。鬼柳等之木理至幻美，或如盘云，或似长虹，又或类龙蛇飞舞，故铸器亦仿效之也。象纹绝迹，有鳞纹回纹等出现。凡此均本期纹缋习见之定式。大抵本期之器，已脱去神话传统之束缚，而有自由奔放之精神，然自嗜古者言之，则不免粗率。
新式期之器物，于前期所有者中，鬲甗之类罕见，须亦绝迹，有敦诸器新出，而编钟之制盛行。形式可分为堕落式与精进式两种。堕落式沿前期之路线而益趋简陋，多无纹缋，其简陋之极者，几与后来之汉器无别，旧亦多误为汉器。精进式，则轻灵而多奇构，纹缋刻镂更浅细，前期之粗花一变而为极工整之细花，发明印板之使用。器之纹缋多为同一印板之反复（印板之使用，就“秦公簋”及“楚王酓鼎”观之，最为明了。——作者注）。纹样繁多，不主故常，与前二期之每成定式，大异其撰。其较习见者，为蟠螭纹，或蟠虺纹，乃前期蟠夔纹之精巧化也。有镶嵌错金之新奇，有羽人飞兽之跃进，附丽于器体之动物，多用写实形，而呈生动之气韵。古器至此期，俨若荒废之园林，一经精灵之吹歔而突见奇花怒放。读者如念及近年于山西李峪村、洛阳韩君墓、寿县楚王墓所出之古器群即可知余言之非夸诞矣。此期之物，近时海外学者多称为“秦式”，命名虽云未当，然有疑曾受斯基泰艺术之影响者，于事殊有可能。斯基泰人于春秋战国之时，曾扩充其版图于外蒙古北部，与中山、以侧悬之。此斡旋亦非周人之创制，盖古铎有于柄之中央处设横穿者，揆其意，盖以备击铎之物之贯击，兼备挂置。此铎柄之横穿，即斡旋之前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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