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台湾港外城墙也开始规划建筑。从巴达维亚请來的荷兰工程师开始和安和平的工程部人员一起。在周边地区搞城墙的规划设计。这将是中国第一座按照西方式火器防御原理建筑的堡垒城市。比原先历史时空中徐光启倡议在东北建筑西洋堡垒提前了几十年。
尹峰一改原先对土著和内部事务的温和态度。授权林晓、曾瑞杀一儆百。公司安全部和中华军军情部所有人员全力投入清除内患的工作中去。
曾棋留在了台湾港。全面负责台湾政务。曾景山则和中华军第四团赵宣明团直属部队去了吕宋。
到尹峰率兵北上萨摩藩的时候。台湾对岸内地各省商人和南洋各地的中国海商及西洋列强基本上已经知道了台湾被倭人袭击的事。
与代表着国家和王室利益。并且受到国家全力支持的西方武装商船不同。中国海商既不是明清政府集团的一部分。也不是政府的合作伙伴。中国皇帝本人更沒有像西方王室那样在商人的海外商业冒险中掺金入股。因此。在从事海上私人贸易中。中国的海商不但要与葡、西、荷、英等以国家武装力量为后盾的武装商船竞争。而且还要对抗自己国家军队对他们的剿杀。
从葡萄牙人进入亚洲开始。中国海商就与西洋商人处在一个对立的竞争关系上。1510年。葡萄牙人依靠坚船利炮在马六甲设立据点。实行军事贸易垄断。造成中国商人不得不退出在苏门答腊北部的贸易。1557年。当控制着中国和日本之间贸易的中国海商汪直被明政府诱捕后。澳门的葡萄牙人立即乘虚而入。随之对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进行了控制。而且这种控制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在与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西方武装商船的竞争中。由于中国海商基本上是以个体或群体对国家。所以很多时候都处在一个被排挤和杀戮的劣势地位。然而。中华公司的凭空出世。把东南沿海的海商力量集中起來。并且联合和吸收了国内各大商帮的部分财力。组织起了海商们自己的武装力量。使得中国人在海外第一次能够以有组织的力量对抗西洋列强以及各土著邦国。
因此。虽然不少零散的华商还是有着幸灾乐祸的表现。但是属于中华公司系统的商船和商号。以及领取了中华公司旗帜的商船股东们。比较一致的表现是同仇敌忾。脱离了本土的传统文化氛围的华商们以中华公司为纽带。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组织起來的力量有多强。而且可以带來多大的好处。因此他们都纷纷向各地中华商馆捐款和捐物。以此表示对公司和尹峰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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