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出发不久，作为宰相之一的内史令窦威去世了，加上李世民和刘文静两个宰相级的人物又不在朝中。唐高祖于是任命窦抗兼任纳言（窦抗和刚死去的窦威一样，都是唐高祖的“堂大舅哥”），黄门侍郎陈叔达也提升为纳言，做了宰相。
征讨薛举的战争，是唐朝的开国后的第一战。谁也没有想到，这第一战居然是唐军的一场大败，差点关中都不保，真是大不吉利！对于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史书的记载是，李世民到了前线之后挖深沟、筑高垒，不急于与对手交战。但李世民在等待战机的过程中病了，只好委托刘文静代为指挥。李世民告诉刘文静“不要轻易出战”，但刘文静贪功心切，还是听了将军殷开山的话，主动出战而导致大败。这一战唐军损失惨重，血流成河。薛举甚至打算乘胜追击进逼长安，推翻唐朝。突然得了重病，才撤军了。
李世民战败回京，唐高祖心中十分焦急气愤，但他没把气没撒在李世民身上，而是把刘文静、殷开山免职了，把刘文静以前受封的爵位食邑也剥夺了。有的史家认为，这时不排除李世民他们在玩“丟車保帅”的把戏。他们认为这一仗是李世民指挥失误导致的失败，事后由刘文静主动站出来为领导背了黑锅。因为李世民是刘文静等“秦王派小团体”的头子，李世民要是被撤职降职，倒霉的将是一大片；如果刘文静站出来替李世民承担了责任，只要李世民不倒，刘文静就还有机会。如果史实真的如此，那么刘文静聪明到底是聪明，导致他日后灾祸的确实只是性格方面的缺陷。
在朝廷对刘文静进行削职削封的处理时，裴寂是什么态度，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史书未见记载。但可以想像，他应该是高兴的。接下来的几个月，是刘文静最郁闷的一段日子了，眼见得裴寂依然意得志满，而自己却窝囊得做寓公，心中的不平更是与日俱增。好在李世民的地位没有受影响，武德元年的中秋前后，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gao）继立（老天爷及时要了薛举的命，给了唐王朝喘息的机会）。李世民再次率军，征讨薛举的儿子薛仁杲，刘文静也得以第二次随军出征，得到了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一次出征，李世民吸取前一战失利的教训，养精蓄锐，坚壁不战，先与敌军对峙六十多天，把敌人的粮食消耗殆尽。于是敌军将士开始上下离心，意志涣散，甚至开始有一些部将相继率部投降。李世民一见战机成熟，立即展开攻击，薛仁杲无力应战，部队四散溃逃。十一月，对手薛仁杲见大势已去，被迫出城投降。唐军俘获敌兵万余人，男女百姓五万余口，薛仁杲被押至长安，唐高祖令斩首示众。
这次得胜还朝之后，朝廷自然要论功行赏。李世民在朝廷上力挺刘文静，说他在本次征战有大功，唐高祖就把刘文静的爵位封邑都回复了，还任命他担任民部尚书（后来的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兼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但原来的宰相位置――纳言这个职位，刘文静却再没有得到。李世民也受到封赏，受封太尉、陕东道大行台，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指挥。
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大事，为了以后述事方便，有必要提几句。李密因为败给了王世充，投降唐朝，李密的手下魏征也跟随降了唐，于是唐高祖指令魏征去收服徐世勣。徐世勣就是徐懋功，他权衡之后也决定降唐。这个人比较会做事，他命人登记好所辖郡县的户口、士兵等资料之后，没有直接上报朝廷，而是交给李密，再由李密转交给朝廷。这样既照顾了旧主的面子，还实现了归顺唐朝的目标。唐高祖听后感叹道：“徐世勣不违背道德，不希求功劳，真是个好臣子呀！”赐他姓李，负责管理虎牢关以东地区，从此徐世勣改名李世勣。（这个人确实会做事，武德元年年底的时候李密因叛逃被杀，李世勣又请求唐高祖允许他为李密披麻带孝厚葬李密，说是尽一下对旧主的情意。博得很多时人的好感。）罗艺也有意以幽州等地降唐，他的手下温彦博非常赞成，极力促成此事。罗艺降唐后，唐朝诏命温彦博为幽州总管府长史。不久后唐高祖又赐罗艺姓李，且擢升温彦博为中书侍郎（温彦博是唐高祖所宠信的大臣、《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时任唐朝要职黄门侍郎的温大雅之弟。温大雅、温彦博两兄弟同时供职朝廷而且都是显赫的高官，时人很羡慕。）到武德二年，隋朝的弑君佞臣宇文化及死了，他的弟弟宇文士及带领着隋朝旧臣封德彝前来降唐。对于宇文士及，唐高祖在隋朝担任殿中少监的时候就认识，有多人劝说唐高祖起兵反隋，宇文士及就是其中之一。而且现在宇文士及的妹妹是唐高祖后宫中比较得宠的昭仪，因此唐高祖授予宇文士及上仪同的官衔。而对于封德彝，因为他是隋朝时出名的佞臣，狠狠地斥责了一番，将他遣返回家。一段时间后，封德彝进献秘策迎合皇上，高祖看后觉得不错，又改变了态度，加封封德彝为内史舍人，不久又升迁为内史侍郎。接着，在王世充手下任军职的秦叔宝、程知节（程咬金）都在阵前突然逃离军阵，前来降唐，高祖让他们到秦王李世民帐下听用，李世民十分看重他们，任命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
再回头来说刘文静。虽然经历了失败、免职再复职的波折，脾气倔强的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对待裴寂的方式。上朝时，朝臣们讨论朝政，只要裴寂只要一表达看法，刘文静就会和他唱反调，而且是不管裴寂说的对与错，都一概反对，还经常顺便出言羞辱裴寂。于是，两人的隔阂越来越大，不可能再有当年在晋阳小城同榻而卧的那种感情了。
刘文静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心胸狭窄的表现，而且也明显有只顾个人私怨而玩忽国家大事的倾向。唐高祖看到眼里肯定很生气，很快产生了对刘文静的不满和厌烦。裴寂本人对刘文静的这种行为也肯定很恼火，但面对刘文静对自己的攻击，却是一忍再忍。他此事的表现让人想起“咬人的狗不叫”这句土话，他在等待机会收拾刘文静。
恰在这时，朝中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可能因为太子李建成的提示，唐高祖意识到李世民小集团的实力已经太大，要进行一些压制了。李世民从晋阳起兵开始，就处心积虑拉拢一些将领，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现在不仅功臣刘文静已经是李世民的私党，朝中高官萧瑀、屈突通也明显和李世民亲近（屈突通在李世民征薛仁杲时在帐下听命，被李世民拉拢为私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很有才能的人，作为秦王府的属僚，更是忠于李世民。加上李世民剿灭薛仁杲有功，威望日隆，势力发展更是迅速。这种形势如果继续下去，极有可能发展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对太子李建成形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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