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途中，里德部队的装甲输送车轧到了“渭川地雷”，被炸毁了，里德亲眼看到一个人和发动机一起飞了出去。爆炸后第十四天，白帝城战地医院，那个被炸飞的装甲输送车司机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他已经接受过军医院的治疗，他被切开了颅骨，脑袋里像是一锅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钉把右手接起来，但没有骨节。他的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自己再也上不了单杠了。
他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一个月就满三年，进行了二十次手术，有六次是全身麻醉。在居延战地医院实习的大学生们根据他的状况写过文学报告《他有什么，没有什么？》，发表在国内主流杂志上，可惜没什么人看。他自己不能刮脸，实习的大学生们替他刮。第一次刮脸时，学生们不小心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他身上，可他还在喊：“再来一瓶！”他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熏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他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他几乎要发疯！春天来了，姹紫嫣红，这些他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他的头里被取出了2毫升的脑浆，显然把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三年过去了，他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他倒是能闻出味来的，可能是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
这名装甲输送车司机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8000元，部队有规定：轻伤——10000元，重伤——80000元。以后的日子，得自己看着办，抚恤金没有几个钱，他回国后，只好依靠爹妈养活。他老爹、老妈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的父母头发全白了，都患了高血压、甲亢。
有领导邀请他到国内重点高校去演讲。他反问领导：“讲什么？我不会讲战斗行动。讲我至今还如何害怕黑暗？有什么东西一掉下来，我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讲怎么抓了俘虏，可是没有一个能押回团部？当兵一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活的居延游击队员，我见到的都是死的。讲收集人的干耳朵？讲战利品？讲炮轰后的村庄？村庄已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乱七八糟的田地。讲战争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难道我们的大学生想听这些事？我记得我们是一边破坏、杀人，一边建设、馈赠礼物，这些行为同时存在，至今我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我害怕回忆这些事，我躲避回忆、逃离过去。从居延战场回来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谁不喝酒、不吸烟。领导，您千万不要让我讲在居延的兄弟情谊，我不相信这种情谊。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是因为恐惧。我们同样上当受骗，我们同样想活命，同样想回家。在居延，我们能联合起来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关心的只有这些问题：足够余生糊口的抚恤金、有电梯的住房、便宜的好药、能看上好医生、进口的假肢、成套的家具……这些问题解决了，我的战友瘫的瘫、痴的痴、死的死，也就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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