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尴尬地笑笑说：“我正在写一本反映居延战争正能量的书，您不愿作演讲也没关系，我主要是想听您说说居延的事，搜集写作素材，您继续。”他鼻子皱了皱，像祥林嫂继续道：“等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把住房、家具、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时，我马上就会明白：我已无事可做，或许还可以找心理医生聊聊怎么个安乐死法。现在的年轻人不接近我和我的战友，不理解我们。表面上，我们像是和几十年前伟大的保家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是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鬼子进村’的角色。我恨透了战争，当我在居延吃夹生饭，在那边把命交给‘渭川地雷’时，有的人却在万相台国内品着筠连红茶听音乐，搂着姑娘们跳‘沙沙舞’，看国外电影大片。等到几年以后，战争后遗症在我和我的战友身上发作时，人们就该回避我们了，在单位上、在家里，都会如此，再不会有人邀请我上台作报告，我们对大家来说会成为负担。对了，领导，您写的书有什么用？为谁而写？为我们从居延战场回来的人？反正不会讨我们的喜欢。当然，那或许会讨喜您的领导。难道您能够把发生过的事都写出来吗？那些被打死的骆驼和被打死的妇女儿童躺在一块儿，躺在一片血泊里，妇女儿童和骆驼的血混在一起，您敢写出来吗？有人还需要这样的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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