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穰侯魏冉命白起正准备再次伐齐，兵马尚未出，便接到了秦昭襄王的旨意，停止伐齐。魏冉与白起不知何故，便入宫拜见秦昭襄王问其故。秦昭襄王回答说：“将士劳乏不可远征，再者胡伤伐赵，战事正紧，须备之。”魏冉与白起不好再言，只好告退。后来，二人才知是有一位叫张禄的魏国人，很受秦昭襄王宠爱，拜为客卿，但不知此人是何来头。于是，魏冉便在群臣之中散布诽言：“张禄乃一布衣，有何能为？大王不可轻信其妄言也。”可秦昭襄王闻听到一些诽言，却不加理会，仍是对范雎深信不疑，开始推行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
秦昭襄王三十九年（前268年），秦昭襄王命五大夫绾为大将军伐魏，攻取魏之怀邑（今今河南武涉县西南）。秦昭襄王四十年（前267年），秦在魏国为人质的太子悼病死，魏安釐王惧秦国之强，以礼将太子悼送归秦国安葬，而秦昭襄王见太子悼死于魏，大怒，同时也有了再次伐魏的理由。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年），秦昭襄王再次命五大夫绾为大将军率师伐魏，攻取魏之邢丘（今河南温县东）。
秦昭襄王用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夺取魏国两处重镇，已是初见成效，对范雎是更加信任，凡是重大事务皆召范雎商议。范雎从此取得了秦昭襄王的信任，站稳了脚跟，便准备实行下一步计划。
这一日，秦昭襄王召范雎入宫议事。范雎却不言，只是向其示意。秦昭襄王知有大事，便屏退左右侍者，唯余二人。范雎仍是悄声说：“臣蒙大王宠爱，引与共事，虽粉身碎骨无以为酬也。但臣虽有安邦定国之策，尚不敢尽效于大王矣。”秦昭襄王闻听大惊，不知范雎何意，连忙说：“先生何出此言耶？寡人以社稷相托，若有待先生不周之处，可尽言之。”范雎连忙解释说：“大王待臣恩重如山，岂可言不周乎？不过，臣在山东之时，只闻齐有孟尝君，不知有王；只闻秦有宣太后、穰侯、高陵君、泾阳君、华阳君，而不知有王也。夫擅国者，之谓王；能利害者，之谓王；制生杀之威者，之谓王矣。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随意遣使，华阳君、泾阳君等击断无讳，高陵君进退不请。此‘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故所谓无王也。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侍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政适伐国，莫敢不听也。战胜攻取，则利于陶，国毙御于诸侯；战败失地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齿管齐，射王股，擢王筋，悬于庙梁，宿昔而死也。李兑管赵，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饿死也。臣闻宣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且夫三代听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授者，嫉贤妒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王计，而王不觉悟，故失其国也。今秦上至诸公卿、大夫，下至大王左右侍者，皆穰侯之人，而大王独立于朝，臣窃为大王恐矣，待万世之后，有秦者非大王子孙也。”
秦昭襄王闻听不觉毛骨悚然，向范雎拜谢说：“先生所教者，乃肺腑之言也，寡人恨相知晚矣。不知先生还有何赐教乎？”范雎又说：“臣闻，古之善为政者：其威内扶，其辅外布，四治政不乱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为非也。今穰侯使者分裂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国之势，强征兵士，四处攻伐，战胜攻取，则利于陶；国市币帛，皆入太后之家；境内之利分移于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此乃古之所谓‘危主亡国之道’也。‘四贵’竭国赢自安，然则令何以得王出乎？权何以得毋分乎？此因大王尚所得三分之一也。”
秦昭襄王听罢频频点头，觉得范雎所言有理，依当前之势唯有尽早动手，废宣太后，罢黜“四贵”，夺回王权，方能确保秦之社稷也。
欲知秦昭襄王能否废宣太后，罢黜“四贵”，且听下回分解。
本章已加载完毕